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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的，无可厚非。

　　自从参观了桑托林岛之后，我就一直没再见过艇长。也许，在我们逃走之前，命运会安排我们见上一面吧？我既想见到他，又害怕见到他。我注意地在听，看能不能听见他在我隔壁房间里走动的声音。可是我什么声响也没有听见。他的房间里大概是没人。

　　这时候，我忽然觉得，这位怪诞的人物也许根本就没在鹦鹉螺号上。自从小艇离开大艇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的那天夜晚起，我对于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看法上稍微有所改变。我寻思，无论尼摩艇长嘴上怎么说，反正他很可能与陆地一直保持着某种联系。他难道就从未离开过鹦鹉螺号？我经常一连几个星期见不到他的人影儿，他都在干什么呢？当我以为他愤世嫉俗、气愤不已的时候，他会不会正在远方某个地方进行着一项我始终不知其性质的秘密活动啊？

　　这种想法与其他的一些想法，千头万绪，不停地缠绕在我的脑海之中。由于我们是处于一种异乎寻常的环境之中，各种各样的猜想必然是少不了的。我心中乱作一团，苦恼烦闷，这一天的等待，简直是度日如年。我像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万分，无所适从，时间像是停止不前了似的。

　　我像平常一样，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餐。我觉得心里堵得慌，吃不下饭，七点钟，我便离开了餐桌。离我应该去同内德·兰德会合的时间——我一直在一分一秒地数着时间——还有一百二十分钟。我越数心里就越急，心脏在剧烈地跳动着。我坐立不安，来回不停地踱着，希望这么走动能够使烦躁的心静下来。我倒并不担心，我们这么鲁莽从事，弄不好会有生命危险；我最担心的是，在逃离鹦鹉螺号之前，行动暴露，被押到怒容满面的尼摩艇长面前，或者更糟糕的是，被带到并不发火，只是因我的忘恩负义而感到心寒的尼摩艇长面前，我心中非常忐忑，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想最后再看上一眼客厅。于是，我便从纵向通道走到那间我曾经在那里度过许多愉快而有益的时光的陈列室。我看着那些稀世珍宝、稀世珍藏，满面愁苦，宛如就要踏上流放之路、永不回返的人一样。这些大自然的珍奇宝物，这些艺术的杰作，我在它们中间生活了那么多的时日，如今却要永远地与它们分离了。我本想透过客厅里的舷窗，再看上一眼大西洋的海水，可舷窗却被关得严严实实，一块钢铁护窗板把我与这个我尚不熟悉的海洋给隔了开来。

　　我在客厅里这么转了一圈之后，便走到那扇开在墙隅的、与尼摩艇长的房门毗邻的门边。门是虚掩着的，我不免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如果尼摩艇长在他的房间里的话，他肯定能看见我的。可我没有听见有任何的动静，于是我就又往前走去。房间里没见有人。我推开房门，往里走了几步。房间仍旧一如既往，仍旧如苦行僧式的那么简朴无华。

　　这时，几幅挂在墙上的铜版画映入了我的眼帘。我好像觉得第一次进到这间房间时，并没有注意墙上有这些画。那都是一些肖像画，是一些毕生忠实地献身于人类伟大理想的伟人们的肖像画，其中有在“波兰完了”的呼唤声中倒下去的柯斯丘什科、“现代希腊的莱奥尼达斯”博扎里斯、爱尔兰的捍卫者奥·康乃尔、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华盛顿、意大利爱国者马宁、倒在奴隶主枪口下的林肯和那位像维克多·雨果所描写的悲惨场面中的情景一样的被吊死在绞刑架上的黑人解放运动的殉道者——约翰·布朗。

　　这些伟人的思想是否与尼摩艇长的思想息息相通呢？我能否透过这些肖像参透尼摩艇长心中的秘密呢？难道他是被压迫民族的捍卫者，为被奴役的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英勇斗士？难道他是本世纪最近所发生的政治动乱和社会动乱中的领袖人物？难道他是那可怕而又可歌可泣的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一位英雄？……突然，挂钟敲响，八点了。钟锤敲在钟铃上的第一声声响，就打断了我的思绪。我猛地一颤，仿佛房间里有一只看不见的眼睛窥视到了我心灵深处的最隐秘的想法似的，我慌急慌忙地走出了尼摩艇长的房间。

　　回到客厅之后，我看了一眼罗盘。我们的艇始终保持着正北的航向。航速表标示的是中等航速，气压表指示的深度为六十英尺。看来，此刻正是实施加拿大人的计划的大好时机。

　　于是，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穿得暖暖的：脚蹬潜水靴，头戴水獭帽，身穿丝面豹皮外套。我全都准备停当了。我在等待着。我竖起耳朵仔细地在听，看看会不会突然听见喊叫声，说明内德·兰德的逃跑企图被发觉了。但是，除了螺旋桨的声响而外，艇上静悄悄的，什么响动也没有。我的心跳得十分厉害，害怕得很，老想沉着镇静一些，可总也办不到。

　　差几分就到九点钟了。这时候，我把耳朵贴到尼摩艇长的门边。里面无任何动静。于是，我离开了自己的房间，来到半明半暗的客厅，客厅里空无一人。

　　我打开通向图书室的门，里面的光线同样也不充足，也同样是空无一人。我走到对着中央扶梯的门旁边，等待着内德·兰德发出信号。

　　这时候，螺旋桨的旋转速度突然地明显减缓了，然后便完全停止不动了。鹦鹉螺号为何突然停驶？这种暂时停艇对于内德·兰德的逃跑计划是有利还是不利？我吃不准。

　　周围一片死寂，我只听见自己的心儿在怦怦直跳。

　　突然，我感觉到了艇轻轻地震荡了一下。我明白了，鹦鹉螺号刚刚在海底停下来。我的心更加悬了起来。我没有听到内德·兰德的信号。我想去找他，劝他把逃跑计划往后推一推，因为我觉得鹦鹉螺号的航行情况有点蹊跷。

　　这时，客厅的门打开了，尼摩艇长走了进来。他一见到我，便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语气倒还平和：“啊！教授先生，我正要找您。您对西班牙的历史有所了解吗？”

　　我当时精神恍惚，脑子一片空白，在这种状态之下，即使是对自己本国历史了如指掌的人，也答不上一句话来的。

　　“怎么啦？”尼摩艇长又问道，“您听清楚我的问题了吗？您对西班牙的历史有所了解吗？”

　　“一知半解。”我回答说。

　　“学者们都是这样，”艇长说道，“他们就知道自己专业中的事。那么，您请坐，”他补充说道，“我来跟您说上一段有关西班牙历史的逸闻趣事。

　　艇长在一把安乐椅上坐下，我木然地在他身旁的暗处坐下来。

　　“教授先生，”他说道，“您听我说，在某一方面，这个故事同您有关，因为它可回答您的一个可能一直无法弄明白的问题。”

　　“愿闻其详，艇长。”我回答道。我摸不透这个尼摩艇长的心思，不知他讲的故事是否与我们的逃跑计划有关。

　　“教授先生，”尼摩艇长接着说道，“如果您

第八章维哥湾(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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