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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尽全力跑回来,做好了会跑回学校,以罕见的早到震惊同学的准备。但中午放学回到家中时,面还没有下到锅里。
——今日的我与往日的我并无不同,似乎所有努力都改变不了现实半分。
当我清晰的认识到这点后,为掩盖自身的无能与怯弱,迁怒理所当然。
我开始愤怒,甚至委屈的哭泣。我难过,甚至开口质问母亲:“怎么不早点下面条,我回来路上要十分钟,去学校要十分钟,吃饭要五分钟,来来去去少不得得半个小时折腾。教室里的人都坐满了,就差我一个。”
“每次差我一个,每次都在众人的视线里故作平静坐到座位,每次别人预习完课,我却在补上午的作业……”
“我不想当落后的那个人,也不想当众人眼里总是迟到的那个,也不想在‘万众瞩目’下走到教室……”
那时候的我,歇斯底里地仿佛天塌了一样发泄自己的情绪,就以刺人的态度说出埋怨的话。
孩子在母亲面前总会更有恃无恐些。
母亲当时的脸色我回忆不起来,但说出来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面条下早了,你还没回来,面就坨了。坨了味道不好吃,你不爱吃就吃得少了。”
我心中怒火冲天:“面坨了就坨了,只要能第一时间吃进嘴里,我哪怕少吃点也饿不死!”
很难说是是否后悔过这番话,时间太过久远,当时的心情都无从追究。只是心里酸涩不已。
而我的辩驳,便是这是大人口中的顶嘴。
母亲那时没说话,端着碗蹲在门口默默吃起饭来,直到许久之后,她才会提起一两句。
“你整天顶嘴,让人心寒得很。”
我心中辩解,这才不是顶嘴,是有理有据的反驳才是。
迄今为止,我都无法将大人口中的顶嘴与讲道理分辨清楚。
可能在大人心中,只要你反驳了他的话,让他下不来台,便是顶嘴。
或者你拆穿了他的谎言或表面功夫,便是顶嘴。
我的童年并不幸福,在父母针锋相对地争吵与贫穷中度过,影响了我一生。
我的故事写完了,偶尔拿出稿子翻看,抚摸着上面稚嫩的字体,怅然若失。
还记得在我鼓起莫大的勇气,用颤抖地声音说服父亲将初稿寄到杂志社后,回信让我付八十块的费用。
我想不起那八十块是做什么的,但信里有提到会给家中寄一份印刷我文章的样刊。
什么是样刊?
幼时的我并不懂这个词,是某种杂志吗?
“要钱的都是骗子,再说你几岁的娃娃能写出啥好东西还发杂志上,好好学习就行了。”
那封回信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件事仿佛在深井里扔下一粒石子,没有溅起半点波澜。
当时的我应该是十一岁左右的年纪,懂得家里的贫苦,在看到那封回信时便早有预感。
八十块对整个家来说,太多太多。
也因这份贫穷,让我在未来走错了很多路。
记得零二年时,村上通知要打水泥路,家家户户都要交钱,不交钱就不给家门口打路。
那时候的街道都是泥路,一旦下雨,便是泥泞不堪,深浅不一的水坑堆积,加上时不时有些垃圾的存在,散发着恶臭的气息,让人掩住口鼻都难以接受。
父亲当时在附近亲戚家的洗澡堂烧锅炉,一星期回来一次,一个月五百块工资。他给自己留一半,家里留一半。
他拿一半去抽烟打牌,或与牌友请客吃饭,似乎从未想过家里如何生活。
那时候,我十岁,阿弟六岁,打水泥路要交钱,一间房一百五十块。家里三间房,要交四百五十块。
但那时候家里五十块都拿不出来。父亲一个月五百块的工资,自己拿一半花,家里剩下二百五十块维持整个月的生计,我与阿弟上学的费用、家里柴米油盐酱醋、电费、生病的开销,人情往来的随礼……
幼时的家,在夜里总是黑暗一片,母亲说村上停电了,可能有人偷走了电线,可能电路出现故障……
冒着黑烟的蜡烛是我对夜晚唯一的印象。
直到长大后才明白,是家里交不起电费,被队上剪断了电线。
母亲放弃了外出工作,在家照看两个孩子,一个人忙活着地里的庄稼。父亲挣了只够一家人基本花销的费用,常常会说母亲穿着打着补丁的衣裳辱没了他,不干活花着他的钱都不知道买些好的穿,只做点家务就唠唠叨叨……
一成不变的争吵日复一日上演,暴力成为必然发生的戏码。
我承认自己的性格偏执、自卑,又怯弱、虚荣。
我至今都在畏惧我的父亲,即便他已经老了,头发白了,腰也弓了。
可看到他,我依旧像是看到了披着人皮的猛兽,猝不及防就会在你放松警惕时,张口撕掉你大片的血肉。
父亲不喝酒,就是打牌很上瘾。
阿弟出生那年,是九六年,因那几年计划生育,阿弟前面那两个姐姐都送人了,为了盼到他这个男娃。
父亲重男轻女,直到现在母亲都在念叨,当初怀上阿弟检查时,医生告知是个男孩儿,父亲高兴地直接大手一挥,给母亲说:“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可之前二妹、三妹被查出来是女孩儿时,父亲脸色阴沉铁青,甚至还咬牙切齿的说:“看来我这辈子是没有男娃命了,要你能干啥,离婚。”
母亲一怒之下,到了小医疗站让大夫开了点打胎药,吃了两天后,舅婆赶了来。
舅家在柳北村,距离甘村并不远,只有四公里路程,走上一个多小时就到
第一章 什么是恶(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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